1964年3月13日，在纽约，一名叫凯蒂·吉诺维斯的年轻女子在皇后区邱园社区自家公寓附近的街上遇袭。袭击持续了几十分钟。她最终因伤去世。几周后，New York Times刊登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报道：据称有38名邻居从窗户目睹了现场，却没有报警，没有出手干预，甚至没有打开房门。

这个故事流传了几十年，并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最常被引用的概念之一——旁观者效应，英文称为bystander effect——的起点。这个观点简单却令人不安：紧急情况中在场的人越多，每个人出手相助的可能性反而越低。

一项改变人类行为研究方式的实验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深受吉诺维斯案件触动，于是决定用科学方法进行检验。1968年，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后来在心理学教科书中广为人知的实验。

其中一项实验让一名参与者独自待在配有麦克风的房间里参加讨论。通过对讲机，他听到另一名参与者——实际上是一段录音——假装癫痫发作。结果显示：当受试者以为自己是唯一的目击者时，85%的人会采取行动；当他以为还有另外5个人也听到同样的情况时，这一比例降至31%。

研究人员又以不同形式重复实验，例如让烟雾从门缝下渗入，或让演员在走廊里假装摔倒。结果始终一致：他人的存在——哪怕只是被想象出来——也会抑制个人行动。

两种发挥作用的机制

达利和拉塔内指出了两种解释这一现象的主要心理机制。

第一种是责任分散。当我们独自面对紧急情况时，我们知道如果自己不行动，就不会有人行动，道德责任完全落在自己肩上。但只要有其他人在场，这份责任就会被分割。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潜意识里想：“别人会处理的。”当每位目击者都做出这种隐含判断时，最终结果就是无人行动。

第二种机制是社会影响。面对模糊不清的情况，我们会观察他人的反应，以判断该如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如果周围的人保持平静、没有动作，我们往往会得出结论，认为情况或许并不严重。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服从了集体冷漠的规范。

吉诺维斯神话：现实其实更复杂

不过，我们需要在这里停一下。1964年那篇著名的New York Times报道所讲述的凯蒂·吉诺维斯故事，后来被证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准确。

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尤其是仔细查阅司法档案和原始证词的约瑟夫·德梅二世——指出，“38名消极目击者”这一数字被严重夸大。许多邻居并没有清楚地看到或听到什么。有些人确实听到尖叫，却把它当成普通的街头争吵。至少有一人报了警。凯蒂·吉诺维斯的一位朋友还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她抱在怀中。

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旁观者效应作为一种真实现象确实存在，达利和拉塔内的实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个概念却建立在一个与事实不符的奠基神话之上。这本身就是一堂课：重大理论有时源于强有力的故事，而不是经过验证的事实。一旦某个故事在文化中扎根，即使后来被纠正，也会继续流传很久。

较新的研究带来了哪些修正

2011年发表的一项元分析涵盖数十项实验、超过7,700名参与者，确认旁观者效应确实存在，但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总会发生。在有人跌倒、有人流血这类明确且涉及身体伤害的紧急情况下，行动抑制远弱于模糊情境。

研究人员还分析了英国、荷兰和南非公共空间的监控录像。在绝大多数被拍摄下来的冲突中，旁观者实际上都尝试过介入。这一发现削弱了“人类面对暴力普遍保持被动”的看法。

为什么这仍然与我们有关

旁观者效应并不只出现在街头的身体紧急事件中。它也会发生在办公室、家庭和网络群组里。我们有多少次在群聊中看到有问题的消息，却因为以为别人会回应而保持沉默？我们又有多少次在会议中放过一句伤人的话，因为觉得大家都沉默，所以自己的沉默也是可以接受的？

责任分散并不需要纽约的一条小巷才能发生。只要有群体，它就可能滋生——也就是说，它几乎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知道这种机制，并不足以让我们完全免受影响。参加达利和拉塔内实验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证明什么。但这种认识至少可以促使我们抵抗“别人会去做”的念头，并不时问问自己：那个“别人”，会不会其实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