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一个国家的安全时，有一种很直观的方式：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依赖越少，脆弱性就越低。这个观点在政治上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几乎显得不言自明。然而，新加坡讲述的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故事。这个国土极为有限的城市国家，在没有把完全自给自足作为指导原则的情况下，成功大幅增强了供水体系的韧性。与此同时，它也发现，当地理条件不利时，追求粮食自主可能会变得多么昂贵。

因此，真正的启示并不是“应该进口”，也不是“应该在国内生产”。更关键的是：一种资源是否安全，与它来自哪里相比，更取决于能否避免某一个单点故障让整个系统陷入停摆。对于水、能源和食品，法国今后也将越来越需要提出这类问题。

新加坡的水：不把自己封闭起来，也能提高安全性

新加坡几乎从一种极端条件出发。这里没有大河，没有冰川，也没有丰富的天然水资源。即使是储存雨水，也受到国土面积的限制。与其试图消除所有对外依赖，新加坡选择围绕四个相互补充的来源建立体系，即“Four National Taps”：本地集水、进口水、再生水NEWater以及海水淡化。

本地集水被发挥到了很高程度：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土被用作集水区，约8,000公里的渠道和排水系统把雨水引入17座水库。但与此同时，新加坡仍根据1962年签署、有效期至2061年的协议，从马来西亚柔佛进口原水。该协议允许每天最多供应2.5亿加仑。

在这种主动接受的依赖之外，新加坡还增加了两种更能抵御天气变化的水源。2002年推出的NEWater主要采用微滤、反渗透和消毒等工艺。相关流程已经接受了超过15万次科学测试。新加坡还拥有五座采用反渗透技术的海水淡化厂，其中包括2022年4月启用的裕廊岛淡化厂。

这个体系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并不追求某种教条式的“纯粹”。它把本地资源、跨境进口和两种工业技术结合起来。每一种来源都有自己的限制，但组合之后，可以降低某一个问题演变成生存性危机的风险。

安全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依赖。它也可以意味着不存在唯一依赖。

食品展示了问题的另一面

对比十分鲜明。新加坡超过90%的食品来自187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一度已经实现鸡蛋、家禽和猪肉的自给。后来由于土地稀缺，农场数量逐步减少。今天，大约只有1%的国土用于农业。

面对这种脆弱性，政府在2019年提出“30 by 30”目标：到2030年，在本地生产满足30%营养需求的食品。这个目标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回应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担忧：外部冲击可能会切断供应。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也说明了食品供应链之间的联系有多紧密。新加坡并不直接从这两个国家进口鸡蛋，但家禽饲料成本上升，仍然推动了鸡蛋价格上涨。

问题在于，安全政策本身也可能制造成本和新的脆弱性。包括I.F.F.I和VertiVegies等农业科技企业在内，多家本地农场已经关闭。重新评估后，新加坡放弃了“30 by 30”，转而设定2035年的更细分目标：“纤维”类本地生产20%，“蛋白质”类本地生产30%。

2024年的数据说明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复杂。本地生产占“纤维”类别的8%，占“蛋白质”类别的26%。具体来看，本地种植的蔬菜只占消费量的3%，鸡蛋为34.4%，海产品为6.1%。换句话说，即使都放在“提高自主性”这个目标之下，不同产品也并不具有同样的条件。

“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陷阱

文莱提供了另一个警示。尽管多年投入以提高稻米自给率，本地生产比例仍只从2017年的4.8%上升到2024年的8%。经济学家Peter A. Coclanis强调了公共讨论中经常缺失的一点：把安全置于绝对优先位置的战略，可能忽视机会成本，也就是当资本、土地或劳动力被用来在本地生产某种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更高效获得的东西时，究竟放弃了什么。

正是在这里，“自给自足”这个词会产生误导。它把两个不同目标混在了一起：有能力在供应中断时生存下去，以及长期自行生产全部消费品。前者可以为库存、备用能力、最低限度的国内生产或多个供应商提供合理性。后者则可能导致稀缺资源被投入到结构性成本很高的活动中。

法国真正的问题：我们愿意接受哪一种依赖？

法国的情况不能简单照搬新加坡。国土、资源和经济结构差异太大。但思考框架是可以借鉴的。对于每一种关键资源，不应该机械地把独立和依赖对立起来，而应该提出三个问题：我们有多少个来源，其中哪些可能同时失效，以及我们愿意为备用能力支付多大代价？

对于水，这意味着要区分天然资源本身与负责收集、处理、回收和分配水资源的系统韧性。对于能源，这意味着要把“提高国内生产”的意愿，与“保留多条供应路径”的必要性区分开来。对于食品，则需要区分战略性生产与那些通过贸易仍然更高效的品类。

这一框架并不会强迫所有问题得到同一个答案。它最重要的作用，是避免一种危险的条件反射：以为某种资源只要是本国产的，就天然安全。如果国内生产集中在单一地区，又依赖同一种投入品或同一种技术，那么它可能还不如来自多个来源的供应稳健。

反过来，经济效率也不能成为盲目依赖的借口。一个价格便宜却没有替代方案的供应链，一旦中断，代价可能会异常高昂。因此，新加坡的启示其实没有表面上那么“自由主义”：多元化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投资，有时还需要维持那些日常成本并非最低的备用能力。

最有用的主权，也许并不是自给自足

新加坡并没有消除自己的脆弱性，而是把它们分散开来。它的供水体系结合了本国国土、国际合作、再生利用和海水淡化。食品领域则显示了相反方向的局限：仅仅希望减少依赖，并不足以让大规模本地生产在经济上变得可行。

对于法国而言，真正有意义的选择大概不会是“所有东西都在这里生产”与“所有东西都从外面购买”的二选一。更可能是逐项资源决定，哪些比例必须确保能够由本地供应，哪些比例可以在海外实现多元化，以及在危机发生之前必须具备哪些替代能力。

这不如“自给自足”的口号那么醒目。但它也许更接近一种稳固的主权定义：不是脱离他人而生活，而是在某一个伙伴缺席时，仍然保有选择的能力。